去北京上访

 

　　2008 年 6 月 5 日 上午，按照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人民法院 6 月 4 日 给我的电话通知，我到该法院去领取了关于“返还合同纠纷”一案重审的传票。传票上注明重审日期定在 2008 年 7 月 10 日 ，地点定在该法院 3 号法庭。还有 1 个多月即将开庭重审，按照法律规定，重审前我可以重新收集提交证据。

 

　　2008 年 6 月 5 日 下午，我和东风维权车主郭长永结伴而行，一起到武昌火车站买票，晚上乘火车，于 6 月 6 日 早上到达北京。上午我们分头上访，我去国家建设部和土地资源部，反映武汉违法征地和违法拆迁的问题，他去了有关媒体和相关部门。

 

　　快中午了，我们相约准备去国家信访局，一起经过天安门广场地区，找公交车站转车。因为我们都带着包包，警察就很客气地检查我们的包包，看到我们包包里面有上访材料，知道我们是上访人员。警察说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可以继续上访，并告诉我们乘车路线；也可以由他们转送到马家楼，再由地方驻京办接回老家。我们考虑到这一趟已经去了两三个部门反映了情况，差不多够了，于是决定打道回府，所以选择去马家楼。于是警察用对讲机叫来了一辆警车，把我们俩拉到天安门公安分局。因为郭长永户籍地在江西，我户籍地在武汉，所以我们在分局里面被分开，他将被江西驻京办接走，我则会被武汉驻京办接回武汉。

 

　　2008 年 4 月底，我和河南农民企业家黄开珍一同到北京上访，经过天安门接受查包，由天安门分局转送到马家楼，随后被武汉驻京办人员接到 北京市丰台区 东管头 甲 4 号武汉驻京办，在那里做短暂停留，就被送回武汉了。
 

武汉市委市政府驻京群众工作办公室 法制教育中心

 

　　我正想着上次上访的情况。警察喊我的名字，叫我出来，出来一看，武汉市江夏区驻京办的人站在门口，叫我跟他们到武汉驻京办去。我说，怎么不去马家楼呢？他们说直接接走是一样的。我又问为什么要你们江夏区的人来处理呢？我反映是武汉东湖开发区的问题，应该由东湖开发区派人来处理。他们说本来不该他们管，但我户籍是江夏区的，都是武汉的，谁管都是为了工作。于是，一车把我拉到 河南 省唐河县 驻京办事处的院子里。这个地方就许志永发表在网上的《探访京城黑监狱》系列博文讲到的“黑监狱”，非常有名。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的上访人员一般都拉到这个院子里。吃完晚饭，武汉驻京办的刘警官来了，带我去北京西站，当晚上了回武汉的火车。

 

　　接回武汉后被送东湖开发区“流芳街宗黄村法教班”

 

　　2008 年 6 月 7 日 早上，我们到达武汉武昌火车站。然后，他打车把我送到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南派出所，他的任务完成了，就走了。

 

　　到关南派出所后，派出所魏警官叫我等一会儿，说待会儿所长之类的领导要见我。我很等了一会儿，没领导来，闲得无聊，就摆弄手机。后来，张所长来了，见我在摆弄手机，他犹豫了一会儿，走过来从我手里强行把手机拿走了，说我不能用手机，暂由他保管。我问他为什么扣押我的手机，他不给任何解释。我要求回家，他说你走不了了。

 

　　过了一会儿，来了两辆车，车上的人我都不认识。派出所的警察叫我上车，我不上，要求回家，他们说，你还想回家？跟他们走，并强行把我塞进车里，我一上车，两个平头小青年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我问张所长要手机，他把手机还给了我。车子启动了，车上的人看到我手里的手机，又强行把我的手机抢走了。汽车沿着光谷大道朝着武汉市江夏区凤凰山方向驶去，我感觉到他们很可能是把我送到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法教班去进行非法关押。因为 2006 年，和我们一起上访的赵忠春就是被拆迁人东湖开发区管委会绑架到五里界法教班，在那里被非法关押了 7 天。刚才他们叫我等着，是在和东湖开发区管委会请示如何处置我，而这两辆车也是管委会派来的。

 

　　还没到藏龙岛开发区的凤凰台转盘，车子左转，过了流芳街，又往豹澥镇方向走，到了流芳街宗黄村村委会的院子停了下来。院子周围是武汉市农科所的一片西瓜地，院子里的两层楼房里有一二十间房，每间房里一道墙把房间分成里间和外间，里间还有个厕所。每间房里都放着折叠床、军用棉被等。后来得知，这里经常关押东湖开发区进京上访的人员。听说，凤凰山采石场被强制关停，大小采石场老板损失惨重，上访回来也是被关在这里。

 

　　我被关到一间房间里面，关南派出所的张所长、魏警官来了，我向张所长报案说，我的手机又被非法扣押，要求拿回手机。张所长叫看我的人把手机给我，不久就开车走了。可手机给我了没多一会儿，我的手机又被看我的人强行抢走了，并且强行搜身，把我身上的随身物品全部搜走了。我的包包也一同被抢走了，包包里的信访举报材料落到被上访投诉对象的手里，他们可以任意翻看了。关南村村办企业武汉关南兆佳科贸有限公司派来保安看守我，这些保安全是退伍军人，退伍后没合适工作，所以安置到村办企业当保安。每天安排 8 个退伍军人看守我，两班倒， 4 个人一班，每班看 8 个小时。

 

　　“流芳街宗黄村法教班”里的虐待

 

　　2008 年 6 月 7 日 下午，关南派出所又派了两三个警察来，我向他们反映我的手机被非执法人员扣押，他们说他们没看见，不管此事。随后，武汉关南兆佳科贸有限公司的 3 个退伍军人围着我，强迫我抄写信访条例，我不写，一个退伍军人唱红脸，苦口婆心地劝我写，另两个唱黑脸折磨我，一个双手拇指反向勒我的头发根，不断加大力度，很疼；另一个用拳头尖用力顶我的背，掰我的手指，很疼。警号为 022218 的警察躺在旁边的床上，玩他的手机，对 3 个退伍军人的行为视而不见。

 

　　更为可气的是， 3 个保安的折磨在升级，扬言要殴打我，而这个警察 022218 很自觉地走出房间，带上房门，到隔壁房间里去了，把房间的一切交给 3 个退伍军人，任由他们处置。威胁、恐吓、折磨，我的头皮很痛、我的背很痛、我的手指很痛，然而，身体上的痛在当时已不算什么了，而更痛的是我的心，我的心在流血，一股莫名的悲愤、仇恨在心中聚集，聚集。

 

　　我终于无法忍受这种折磨和羞辱。我双手猛捶桌子，使出全身的力量大喊：“ 022218 ，我要告你！ 022218 ，我要告你！ 022218 ，你是警察，我要告你！”可能是被我的气势突然震住了， 3 个退伍军人停止了虐待，开门走出去了，进了隔壁房间。当时，关南村的几个村干部都在院子里，远远地朝房间里张望。而警察 022218 在隔壁没出来。

 

　　后来， 3 个退伍军人中的 1 个返回房间，又围着我转，突然发现我的口袋里有东西，问我是什么，我说没什么。他叫我拿出来，我说没什么，不愿拿，他就自己在我口袋翻，翻出一个 mp3 拿出来一看， mp3 处于开机状态。他立即把我的 mp3 拿到隔壁警察房里去了，一边走一边喊“你吓老子，他在录音”。

 

　　我很失望，这个 mp3 是我特地藏着取证用的，我想把他们的声音录下来，作为非法拘禁的证据。还可以放到互联网上去，让全世界知道武汉法教班里的真实情况。可是 mp3 被发现了，录音肯定会被他们删除或销毁。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我的 mp3 ，他们也不会告诉我，只能听天由命了。只是在后来我被释放回家后，从 mp3 里调出以前的录音， REC22.wav 之类格式全部变成了 REC22.act 之类的格式，而且全部变成了噪音。我的录音证据全被毁了。

 

　　后来，有退伍军人还想来逼我抄写《信访条例》，被其他退伍军人制止，带厌恶口气说“不管他！”他们没再为难我，只是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们都在吃晚饭，却不给饭我吃。中午就没吃饱，不大的纸碗装一二两饭，外加一点菜，我又不情愿向他们要饭吃，太伤自尊。晚上时间很长，半夜里肚子很饿。

 

　　第二天上午，退伍军人和来看我的干部又喋喋不休地逼我抄写《信访条例》，耳朵都快起茧了，说我若不写，他们就得挨批评。与其听他们啰嗦心烦，还不如抄抄《信访条例》打发时间，就开始慢慢抄。每天都有区政府、街道、关南村的干部来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求我“承认上访错了”、“保证不再进京上访”、“签字接受不平等拆迁协议”。

 

下面是我被强迫抄写的《信访条例》

强迫上访人员抄写《信访条例》

 

　　他们说，如果我思想转变过来，可以立即获得自由；如果长时间“顽固不化”，过几天就送到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法教班去。我不同意，有些干部就恶狠狠地训斥我威胁我，并讲故事恐吓我，说谁谁谁上访维权被乱刀砍成残废，谁谁谁上访被割脚筋等毛骨悚然的事情。

 

　　也有些干部还是比较客气友善的，叫我保持好良好心态，在里面不要急躁不要犯傻，要相信社会是在前进而不是倒退的。这个领导来说应该这样对待我，那个领导来说不能这样对待我，应该那样对待我，像在唱反调。干部们来讲话的口径并不一致，给人感觉他们之间的观念不统一，或者说存在着矛盾。可能存在着争权夺利问题，我想，他们并不是铁板一块。

 

　　2008 年 6 月 10 日 下午，关南派出所的警车又来了，还来了 2 辆车，那 2 辆车上的人我不认识。他们通知我清理好自己的东西，准备换个地方。我清楚，十有八九是要到“五里界法教班”去。我的包包、手机、数码相机等物品被保安清理好，但还是没给我。魏警官叫我上车，几辆车往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方向开去。后来才知道，另一辆车是“综合治理办公室”的车，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随行。
 

 

 

　　转送“江夏区五里界法教班”进行长期关押

 

　　汽车沿着流芳街 --- 凤凰山 --- 栗庙 --- 五里界镇方向行驶，到了五里界镇左转，沿一条小一点的公路前行，右边有一个饲料公司，再前行，左边是“锦绣山庄”的大门，再往前走，锦绣山被公路分成左右两半，有个岔路往右上坡，穿过树林子，再下坡，眼前出现一个带铁栅栏门的院子，高高的院墙上是铁丝网。院门左边一条直直的岔路，前行 200 米 就是锦绣村三房刘湾，院门右边一条岔路前行 200 米 就是武汉市江夏区征兵站。

 

　　进了院门，右边有一个木板搭建的岗亭，左边是一个门卫室。水泥道路两旁满是高大的樟木树和法国梧桐，参天蔽日的，遮得院子里显得有些阴暗，进院子直行 50 米 右转，再走 20 米 ，两排红砖红瓦平房展现在眼前，平房坐北朝南，平房门口是一块水泥操场，操场南端又是一排平房，左侧四个大绿门一看就是车库，右边是食堂。这个“法教班”离五里界镇大约 3 公里 左右。

 

　　汽车在水泥操场上停下来，武汉市东湖开发区管委会信访办主任匡红兵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旁边停着他的墨绿色猎豹越野车（鄂 A-A3B85 ）。后来得知，关我进“法教班”这件事由匡红兵主策划、主负责，所有人都听他的，很多事由他拍板。陪同的还有关南派出所张所长。

 

　　我们被安排在前排第 4 间房里，里面有 4 个床，于是安排 3 个退伍军人看守我。两年以前，也就是 2006 年，和我们一同上访的外来人口拆迁户赵忠春，就在这间房里关了 7 天，我还和她家人一起来看过她。我向关南派出所张所长报警，说我的手机及包包被退伍军人非法扣押，要求返还。张所长叫退伍军人把我的手机和包包给了我，但他们走了没几分钟，退伍军人又强行扣押我的手机和包包，说是领导的意思。包包放在房间的一角，就在我眼前，但是我不能拿来用。
 

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法制教育学习班高墙铁丝网

 

　　吃晚饭的时候，我乘他们去食堂打饭去了，偷偷从我包包里面取出手机，晚上睡觉时，躲在被子里给家人发了两条短信，告诉他们我的近况，以免他们担心，他们已经多天失去了我的消息了。同时给民生观察工作室的 刘飞跃 老师发了两条短信。没想到，第二天，退伍军人搜我身，把我的手机又搜走了。他们说刚接到东湖开发区领导电话，我的情况出现在互联网上了，开发区领导已经看到了，说我肯定是给网络记者什么人发短信了。看来，他们也经常盯着民生观察网（ http://www.msguancha.com ）看。

 

　　刚来的时候，就我们 4 个人住在那里，再就是厨师陈师傅一家人住在院子里。后来，武汉市江夏区信访局、公安的几个干部住进来了，并长期尽职尽责地住了下来。

 

　　在最初的一二十天，东湖开发区经常有领导来给我做思想工作，包括区管委会的匡红兵主任、宋主任等，街道的干部，还有关南村的干部。说是“法制教育学习班”，但他们给我的教导内容不是法律法规，而是向我灌输“潜规则”，“胳膊扭不过大腿”等非法律内容。有的干部恶狠狠地威胁我，说和政府斗，没好果子吃。并反复讲故事，谁谁谁上访维权被乱刀砍成残废，谁谁谁上访被割脚筋等毛骨悚然的事情。并说，这种打击报复上访人员的事，事先一般都得到了某些部门的默许。而且不管这样的案件多简单，是永远破不了案的。这些危险我都知道，但是我不愿意妥协，如果我一妥协，我整个家庭就倾家荡产，我一家人生活将陷入困境。

 

　　我则明确表态，这起拆迁纠纷涉及我全家的切身利益，我是不会妥协投降的，除非我死了，就不告了。如果我遭遇像上面的打击报复，作为反报复，我将在网上曝光武汉东湖开发区更多的腐败问题。我要是倒了霉，到时候会拉一批腐败份子跟着倒霉。要搜集腐败份子违法乱纪问题，太容易了，一抓一大把。只是不想做得太绝，犯不着搞得鱼死网破的。毕竟我一个小老百姓主要目的是拆迁维权要房子，而不是反腐。如果某些腐败官员执意要做得太绝，我也不会屈服，到时候就等着两败俱伤吧，报复和反报复，都别想安宁。

 

　　他们希望我被关上十天半个月会投降，关了半个月我还没投降，他们也疲倦了。

 

　　但是，干部常常意见不统一，其中有不同的声音。今天这个领导来说要抄写《信访条例》，明天另一个领导来说不用抄；今天这个领导来，看守的退伍军人说，领导交代，我的饭只能由他们打给我，只给一二两饭加两块萝卜就行了，明天那个领导来了交代，让我自己去打饭，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又不是犯人。不仅让我无所适从，也让看守我的退伍军人无所适从。有些领导刚一本正经地训斥我，其他人一走，就笑咪咪地叫我不要有抵触情绪，例行公事嘛，身不由己。

 

　　还有一点，家人来看我，常受到刁难。

 

 

　　遭到看守人员非法搜查，手机卡失踪

 

　　2008年六七月份的一天，看守我的一个退伍军人趁我不在房里，对我的被子、床垫、衣服等进行全方位地搜查，把我写的的诉讼材料等撕毁。之后几天我发现我裤兜里的手机卡不见了，卡里还有100元没用完。2009年2月12日，我到移动营业厅重新赎回了那个电话号码，通过查询发现，偷我手机卡的无耻之徒用我的卡打了很多电话。这是我通过移动网上营业厅查到的2008年9月的详细电话清单。详情电话清单请点击这里查看

 

　　“法教班”来了新上访人员

 

　　2008 年 6 月 25 日 ，又进来一个上访人员。他叫何家炎，拄着一个拐杖，一头的花白头发，我估计他大概 60 多岁了，可是我估计错了。后来他告诉我说他五十一二岁，我还不相信，他的样子明显比他的年龄显老。

 

　　他也是一个拆迁户， 1999 年修建江夏区第一高级中学，要拆迁他的房子，谈不拢，政府申请法院强制拆迁，通知他到法院去拿传票，他这边到了法院，那边政府部门乘他不在家，把他的房子给扒了。声东击西、调虎离山，这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用得很娴熟。

 

　　2007 年拆武汉市保温瓶厂简易宿舍时也是采用这种战术，职工们被通知到东湖开发区管委会信访办去协商解决，等他们到了那里，这边乘职工们不在家，大批人马一拥而上，把简易宿舍给扒了。年轻力壮的职工都不在家，剩下的老弱病残根本挡不住，连人带东西被扔出门。毛泽东思想被发扬光大了，这是题外话。

 

　　后来，何家炎还被人打断了腿，严重骨折，用个大石头砸的，在医院里躺了 3 个多月，医药费是由政府出的。为了这个事，何家炎上访了 10 年。他是个老上访户了，很多纸坊街的人都认识他。

 

　　他曾经有很多惊人的举动，如：把武汉市政府的招牌给揭下来了、一个月在中南海点火自焚 2 次等等。政府官员说他行为过激、非正常上访，他则声明说这是走投无路的无奈之举。为此，他经常被关“法教班”，每次关十天、半个月、两三个月不等。这个江夏区五里界法教班举办了 7 年，他有 6 年都关进来过。 他笑说自己现在是“博士”了，说我第一次进“法教班”，只能是“小学生” ；我则笑他“怎么老留级”？

 

　　他还曾经被关到很多其他地方，如鄂州的梁子岛、通山县的九宫山、、黄陂的木兰山、江西的庐山等地方，都是旅游景点。他说，他在法教班坐黑牢，干部们陪着他也无聊，索性把他带到各个旅游景点，即可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又可以方便自己旅游，一举两得。但是他可没有多大兴致欣赏祖国的大好江山，在鄂州梁子岛，他和看守他的干部发生争执，在湖边走着走着，他突然跳进湖里向对岸游。当时是冬天，他还穿着棉袄，游了没几下就脸色卡白没劲了，看守的干部赶忙喊船夫划船救他。后来，在法教班里面，江夏区的干部也多次提到他的那次跳湖，说他犯傻，自己给自己亏吃。

 

　　何家炎来了后，我发现他从不抄写《信访条例》，我也开始拒绝抄写《信访条例》，别的上访人员不写，凭什么让我写。东湖开发区的干部来时还是要求我抄《信访条例》、写到北京上访的经过，并跟退伍军人说，如果我不写，就不让我睡觉。退伍军人也这样要求我，但在我的不断抗争下，他们天天和我扯皮也觉得烦，后来我慢慢不写了，他们也不愿管了。但是不许我和何家炎聊天、串门。

 

　　但是为什么何家炎 50 岁出头，却满头白发，像个 60 多岁的人，我一直很困惑，上访维权难道这么揪心、容易忧愁衰老吗？可能是他想不开，心事太多吧，我猜。不至于吧，上访维权是个漫长的过程，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慢慢来，急不得的。
 

法教班的房门用厚铁皮包裹，配备大锁

 

　　奥运前一个月“法教班”开始大批捕

 

　　2008 年 7 月 8 日 开始，“大部队”进来了。武汉市江夏区政府信访局、公安、检察院、法院、政法委、妇联等部门的干部大批进驻，而且都安营扎寨住了下来。平心而论，武汉市江夏区的干部还是很尽职尽责的，真正做到了三同：“同吃、同住、同学习”，也都还通情达理的。武汉东湖开发区难以做到这一点，干部不愿意“同住”法教班，而是请退伍军人替自己来看守上访人员。东湖开发区有的干部想讨好上司，对待上访人员态度很凶狠；但也有些只是例行公事，公共场合狠狠地训人，背地里对上访人员还是很友善的；有的干部则好坏不说，洁身自好。

 

江夏区五里界法制教育学习班管教干部宿舍

 

　　五里界镇另一个老上访户进来了，姓田，我们都叫他老田， 64 岁左右，很瘦，满腿的青筋突暴，肌肉扭曲变形，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刮一场大风就担心把他吹倒。他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一个大鼻子，听说是酒糟鼻，红通通的。所以他一到国家信访局，里面的工作人员就认识他，跟他打招呼“湖北的大鼻子又来了”。“大鼻子”上访的时间更久远，从 1983 年开始上访的，上访了 30 多年。问他为什么上访，他说是为了他爸的事上访，但具体是什么事，他总是很费劲地努力解释，但是我们还是没听明白。我想，连事情都说不清楚，到北京怎么上访啊。后来，呆的时间长了，才略微知道一点梗概，大意是，他的爸爸解放前是当地的乡长，为人很正直的，又没做什么对不起人民的事，解放后，作为前政权公职人员被判刑，进了沙洋农场劳动改造，死在里面了。老田声称国家有政策，可以给他爸爸平反并获得赔偿，为此长期上访。因为上访，他还曾被劳动教养2次，在武汉市青山区种菜。他进了法教班后，干部们安排他扫地，每月给他 400 元钱。

 

　　“大鼻子”老田来了后，院子里开始笑声不断。老何老和他开玩笑，老田也乐于和他开玩笑。

 

　　然后，接二连三的上访人员被抓了进来，上访人员和管教干部的争论也多了起来，争啊，吵啊，骂啊，拉啊，扯啊，院子里不再冷清了，充满了“生机”。有个因为征地拆迁的女上访人员进来了，哭是哭，闹是闹的，一天到晚在干部门口喊门、敲窗户，求见干部，要求把她放回家。白天睡觉，晚上起来活动，在院子里到处游走，搞得看守她的女干部晚上不能睡觉，时时盯着她，怕她逃跑。法教班的干部也烦她，这么吵吵闹闹过了几天，干部们终于同意释放她，条件是写保证，保证 3 个月之内不到北京上访。其实，他连到省里都没去过，只会在村里闹闹而已。看来，不是到北京上访才关法教班的，好多没去北京上访的人也被抓了进来。

 

　　女的爱哭爱闹，男的则干脆得多。上访人员何家树被关进来的时候，争着争着，就一头撞到墙上自残，“轰”的一声，好响啊！众人一声惊呼，何家树应声倒地，不省人事。忙有人去把他扶起来，送进屋躺下，看看头皮没破，不知道会不会颅内出血。何家炎在一旁说，“要撞就撞狠一点，撞死了算了，别活不活、死不死地害人，撞死了算了”。我当时还在想，何家炎这么说人家，是不是有点过分，后来才知道，何家树是他的亲哥哥。江夏区领导干部马上商量，把何家树送到五里界镇卫生院去检查。还好，没什么大碍，又送回来了，只是人吃了点亏，回来后焉焉地。晚饭送到手上，他也不想吃，劝他吃他也不吃。

 

何家树就是在下面这张图片左边的墙角上撞墙自残的：

江夏区五里界法制教育学习班宿舍

 

　　2008 年 7 月 10 日 ，法教班里开庭审理案件

 

　　2008年7月10日，被告武汉市人民政府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在诉讼期间，把原告我非法拘禁在“五里界法教班”里，东湖开发区人民法院居然在“法教班”这个黑监狱里开庭重审，“被告和原告的诉讼地位完全平等”体现在哪里？重审事实不清，程序严重违法。详情请点击这里看专题介绍

 

　　“法教班”又来了新上访人员

 

　　7 月 10 日 下午，院子里又热闹起来。又送进来 2 个人，黄多才和张良久，好像是乌龙泉街的，也是老上访户。虽然两人都 60 多岁，但张良久头发白了，略显胖，黄多才则是一头黑发，全身都是肌肉，很健壮，显得年轻一些。张良久是因为修建武汉至广州高速铁路拆迁的问题上访。黄多才是因为某位局长到乡里投资办农庄强行征用他的土地不予补偿而上访。

 

　　黄多才说，他是 1978 就从四川搬到这里的，当时林场很荒野偏僻，没人看管林场，林场周边的土地也荒芜好多年，于是他和大队里约定，由他看管林场，以后林场的树木产生收益，他和大队三七分成，周边的荒地他开垦出来可自己长期垦种。然而，后来全国到处搞土地开发，某位局长看中他看管的林场及周边土地，圈了很大一片地，期望以后增值变现。当年，乡里某位领导为了巴结局长，直接和局长签订协议，把黄多才的土地批给他，不但不收取土地征用费，还倒贴几十万元做平整土地等前期工作，以换取职位的升迁。乡领导说，那片土地不是黄多才的，说他没有承包合同。而黄多才说有，只是自己是农民，法律意识不强，保管不善弄丢了。黄多才耕种了 30 年的 40 多亩土地一下就没了，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为此他上访多年，没什么效果，后来他没办法，跑到联合国难民署驻北京办事处去告洋状，主动申请被拘留。因为上访，他还曾被一群人打断过手指。

 

　　好像每个上访人员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

 

　　7 月 12 日 之后也陆陆续续抓进来一些人，有舒安乡的黎阳春等 2 人（为征地问题）、张敬达（为诉讼问题）、还有庙山开发区的陈道金等 5 人（为了采石场被强制关停），大致数了一下，一共抓进来 17 人。一些人写保证书，保证不到北京上访，就陆陆续续放了回去。到了奥运会、残奥会期间，就只剩下我、何家炎、黎阳春、黄多才、张良久这 5 人还继续关在法教班里，还有大鼻子老田。这几个人即使写保证，也是不会被释放的。

 

　　上访人员队伍的扩容，使院子里热闹不少。虽然被关黑监狱、失去自由的日子，心情并不会太爽，不过大家还是想着法子调节心情。老何和“大鼻子”老田一如既往地开玩笑，黄多才、张良久、黎阳春加入其中，几个“老家伙”像“老顽童”，开玩笑、追逐、泼水、打闹、换着骂娘，以此打发“法教班”里无聊的时光。玩笑开完了，又各自讲自己上访的缘由，重复地炒剩饭。

 

　　我一直对何家炎的白头发好奇， 50 多一点岁数一头白发。其他上访人员说，何家炎上初中二年级的儿子被抓了起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判了刑，罪名为抢劫罪，和他儿子同案的几个学生都无罪释放，继续读书，他的儿子则丢进了看守所，这一关就是 1 年多，书也读不成了。有领导曾找到何家炎，说只要他不上访，就把他儿子释放了，老何不干。难怪老何满头白发，原来他受了这么多打击啊！后来，他上诉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中院二审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二审裁定就是送到“法教班”里。老何表示要积极应对重审，要拿到儿子无罪判决。后来是什么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不知道他儿子放回来没有。

 

　　日子在无聊中一天天地过，上访人员也不断被斥责、讯问、恐吓。关南派出所民警多次来找我，讯问、做笔录、心理震慑。然后拿着我写的到北京上访的经过材料，给我扣了一个“非正常上访”的帽子，说我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我开了一张正式的《治安管理处罚通知单》。虽然处罚方式是训诫，但是我心里还是不服。北京的警察都没说我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你怎么知道我违反了？他说你到天安门不是上访是干什么？我说我从那里经过不行啦？我去看看天安门城楼不行呐？法律哪条规定上访人员不能去天安门呐？警察无语。然后一位以前到我家去教训我的警察又来狠狠地训斥我，比上次训我的话更难听、更不像人话，可惜没法给他录下来（上次来我家训我的录音在这里）。我请他们把处罚单给我，但他们说我只能看看，不能拿走。他们还到我以前读书的学校、以前工作的单位、到我老家去调查我，搜集我的罪证，真费心啊。我说，回去跟你们领导说，你们想怎么查就怎么查，我又不做违法的事，不怕你们查。你要查我，我就查你，谁怕谁啊？

 

　　和黎阳春一起关押的年轻人也遭遇到心理震慑。被人叫出法教班，然后被塞进汽车，头上被罩上黑头套，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进行讯问。用得着给上访人员带上黑头套吗？典型的恐吓、心理震摄。
 

 

 

　　2008 年 8 月 8 日 ，奥运会开始了

 

　　2008 年 8 月 8 日 ，奥运会开始了，每天没事，只有看电视。中国运动健儿争金夺银，为国争光，大快人心。不过有些上访人员心情很复杂，某些地方腐败官员，为了自己脸面好看，居然把我们上访人员非法关起来，损人利己，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还对外宣传说形势一片大好社会和谐美好，厚颜无耻地表现自豪。不过 一码 是 一码 ，中国运动健儿的确不错，金牌总数赶俄超美，跃居第一。什么时候要是经济跃居第一、民主与法制跃居第一就好了，这样，我们访民就不用坐黑牢了。

 

　　尽管我不被允许和其他上访人员串门交谈，不过我还是不断抗争、争取。后来，我们几个上访人员干脆搬到一个有电视的房里，一起看电视、一起聊天、一同睡觉。

 

　　最爱看的是凤凰卫视，居然这个山沟沟里也能看到凤凰卫视。这才是真正有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一流新闻媒体，不逢迎、不阿谀。《社会能见度》、《杨锦麟读报》、《文涛拍案》、《一虎一席谈》等节目，各个都很一流。

 

　　2008 年 8 月下旬，奥运会结束了，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自豪中的时候，“三鹿”毒奶粉事件一下把中国的形象毁于一旦，“辛辛苦苦好几年，一夜回到奥运前”。现在的中国，正在经受金钱的洗礼，道德在金钱面前逐渐退化、沦丧，为了挣黑心钱，可以不择手段。为了挣黑心钱，到处违法拆迁，公然抢劫公民的合法房产，《宪法》和《物权法》被沦为废纸，还把我们这些拆迁户非法拘禁起来。地方政府甚至以发展经济为筹码，要挟中央政府，使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谁往我枕头下塞2007年“法教班”的重要材料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枕头底下有几张纸，粗略一看，是《 江夏区 2007 年 “ 法教班 ” 学习计划方案》第二期、第三期，以及人员安排名单。很陈旧的纸张，都有点发霉了。

 

　　不知道是谁，是什么时候塞进来的。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塞给我？我一直很困惑。是上访人员吗？如果是上访人员，应该会告诉我，以免我不知道弄丢了。再说了，上访人员怎么会有这种材料呢。

 

　　如果不是上访人员，又会是谁呢？难道是干部？回想起各种干部对上访人员的态度，有的截然相反，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难道是有正直的干部希望我披露法教班问题？管他呢，先保管好再说。

 

　　这份材料显示，“法教班”是按照武汉市市委的指示设立的。详情请点击这里看《江夏区2007年"法教班"学习计划方案》图文资料

 

 

　　奥运会、残运会完了，我被继续非法关押

 

　　2008 年 9 月 18 日 ，残运会结束了，各乡镇、街道的干部来接人。上访人员何家炎、黄多才、张良久、黎阳春、老田都被释放了。我以为我也会被马上被释放，然而，我想错了。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信访办的匡红兵主任来了，不但不放我，还来给法教班送伙食费，继续非法关押我。说是再关 10 天再放，可到了 9 月 28 日 ，还是不放我。再后来总是 10 天 10 天的交伙食费，至于什么时候放我，则没有任何明确时间表。匡红兵说我“还没学好，要继续学习”，开始无期限地关押我。

 

　　这就是 匡红兵的 “ 承诺 ” ： 奥运会结束放人——残奥会结束放人——残奥会结束 10 左右无论如何都会放人—— 10 天后 “ 没学习好继续学习，没有期限，直到提高觉悟为止 ” 。言而无信的地方政府官员。

 

 

　　无能为力的武汉 110

 

　　2008 年 10 月 15 日 ，家人来看我，我用他们的手机给武汉 110 打电话报警，反映我被信访办非法拘禁的问题，希望 110 能保护上访人员的合法权益，派人来解救我。武汉 110 报警台第一位接线员踢皮球，于是我又打 110 ，第二位接线员说想办法协调，但是后来就没了下文，只是接到五里界派出所民警的电话，说“法教班问题”他们管不了。

 

　　10 月 17 日 ，我再次给武汉 110 打电话，接线员说想办法协调。下午，法教班里来了三个人，着便装，自称是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公安分局的民警，说是 110 派来的。他们要求我配合做笔录，但他们不是问我被非法拘禁的问题，而是问我的房子是否违章。我说，我报警的目的是希望 110 来解救我，恢复我的人身自由。要调查其他情况，先放了我再说。像这样不但不解救我，还来查我，我拒绝回答，要记录可以，先记录一下信访办匡红兵非法拘禁我的问题，再记录其他问题。要调查什么，先把我从黑监狱里解救出去再说。我建议他们如果救不了我就自行回去，不要在法教班的问题上太愚忠，毕竟法教班是违法的，别自己给自己惹麻烦。后来，他们写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决绝签字”就走了。

 

 

　　在武汉上访一点效果都没有，家人出馊主意

 

　　我继续关在里面。我的家人很担心，父亲到湖北省、武汉市各级机关上访，给武汉市长热线打电话，要求释放我，但是都没有任何结果。

 

　　不知道谁出馊主意，说把我的小孩送到法教班来，看他们怎么办，他们烦不过，可能会放我出去。我觉得这种办法不会起什么作用，不赞成，但我不听家人的建议，他们好像很不高兴，只好勉强同意。小孩刚来，对陌生环境不适应，想妈妈，老哭，后来感冒了，给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信访办宋主任打电话，要求出去给小孩看病，他说自己管不了，叫我找匡红兵。第二天给匡红兵打电话，他说他会安排的，我就等着他的安排。第 3 天，关南村来人，退伍军人换岗，我要出去给小孩看病，退伍军人不让，说必须匡红兵批准，我给匡红兵打电话，他说关南村有安排的，叫我等着。关南村刚来人，没人安排这个事呀！又在踢皮球，一股无名的怒火燃起，我冲着电话那头大骂。

 

　　有干部直言说，采用这种方法就能出去？太天真了吧！是啊！是很天真的，反腐败是一种残酷的斗争，有些腐败官员恨不得弄死你，还怕你病？怕你死了吗？赶紧叫家人来把小孩接回去，真要感冒发烧严重了，后悔都来不及。小孩健健康康地来，病怏怏地走，我很愧疚。

 

 

　　领导来访，我的胡须被强制剃去

 

　　后来有一天，武汉东湖开发区的好多领导来到法教班，有东湖开发区信访办主任匡红兵、区公安分局局长王汉平、区社会发展局局长张智良、钱海燕、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王平、关东街及关南村的干部等约 20 来人。他们看到我头发、胡须很长，都惊叹说简直不认识了。一干人等给我讲话的主题思想就是：希望我不要把事情闹大，最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打官司了，打什么官司撒？慢慢谈（拆迁安置）！法律是统治阶级制定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和武汉政府打官司，怎么打得赢呢？慢慢谈撒！临走时交代手下干部，要他们马上请理发师来把我的头发、胡须剪掉。大意是我的野人形象太丢武汉政府的形象，官员脸上不好看。第二天上午，果真请来了理发师，强迫我把头发和胡须剪掉了。
 

下面是被关押4个月时的相片，胡须很长；剪胡须时是第5个月，胡须比这还长

上访人员被非法拘禁于武汉黑监狱--五里界法教班，这是被关4个多月是的相片

 

　　退伍军人看守了 5 个月，换武汉高科集团职工继续看守

 

　　2008 年 10 月底 11 月初， 关南村村办企业武汉关南兆佳科贸有限公司派来的保安（退伍军人）已经整整看守了我 5 个月了，我在坐牢，他们也和坐牢一样枯燥无聊。他们早就怨声载道，不想来看守我了，要求东湖开发区管委会信访办重新派人来看守我。

 

　　于是又派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下属企业——武汉湖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的职工来看守我。有小胡、老王、老陈、老李、老马等。 小胡以前在部队是参谋，其他几个老同志则是来自武汉湖滨仪器总厂。

 

　　鉴于前 5 个月的关押对我没有起任何效果，于是从 11 月份开始，开始加大对我的“教育力度”，每天派东湖开发区公安分局民警、关南派出所民警、信访办、街道及关南村的干部对我进行“教育”（洗脑），力求促使我“放弃上访、放弃诉讼、放弃上网曝光、接受苛刻的拆迁安置”。

 

　　不仅如此，武汉市人民政府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还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的王平等人到我弟弟就读的学校去，对他进行威胁恐吓，叫他不要在网上披露我被长期关法教班的消息,否则就把我丢进牢房。

 

　　于是，每天又开始对我训话。但教育的内容不是法律，而是 “潜规则”、“胳膊扭不过大腿”等“非法律”内容，我也礼尚往来地进行驳斥。这么样争辩了半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他们也厌烦了，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改变我依法维权的坚定决心。他们也不想多费口舌，每天来了，就晒晒太阳，看看电视。

 

 

　　有政府官员给我看《中国监察》和《中国纪检监察报》

 

　　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干部都是给我泼冷水，有些干部在公共场合对我很严厉的，又是批评又是训斥的，我还听得不服，顶嘴。不过背地里对我还是很友善的，嘱咐我要有个良好的心态，社会的民主与法制是大势所趋，但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改变，不要因为心急而犯错误被人留下口实。

 

　　在关法教班期间，有些干部和领导给我看实用性很强的法律书籍。甚至有的给我带来中央纪委主办的杂志《中国监察》和报纸《中国纪检监察报》，叫我好好学习。其中有一份 2008 年 12 月 2 日 发行的《中国纪检监察报》，头版《信访举报工作连民心——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三十年成果巡礼（十三）》一文还公布了纪委刚刚公布的举报电话，“ 2008 年 6 月 26 日 ，各级纪委开通了全国统一举报电话 ‘ 12388' , 进一步方便群众反映问题”。

 

　　把这些给我看，什么意思啊？看来武汉政府部门里面还是有些很正直的干部，看不惯某些腐败官员违法违纪，希望上访人员明白中央的精神，继续反映问题，不要泄气。或者说，政府部门里正气和歪风之间存在着一种精神斗争。当然，也不排除权力斗争，有些干净的基层官员巴不得上访人员上访举报，把有些人从座位上拉下来，另一些人就有机会坐上去。

 

　　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在法教班里“非正式开庭”审理案件

 

　　2008年11月下旬，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在和被告武汉市人民政府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沟通协调一个月左右后，来到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法制教育学习班”，“非正式开庭”审理案件。和重审一样，终审受到行政干预，也是事实不清，程序严重违法。详情请点击这里看专题介绍

 

　　记者暗访“法教班”黑监狱被武汉政府部门和谐掉了

 

　　在此之间，还发生了一件记者暗访的事件。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记者和一位曾经被关“五里界法教班”的上访人员一起，到“法教班”进行暗访。随后找武汉市东湖开发区管委会信访办主任匡红兵，要求他们释放我。虽然他的暗访最终被武汉政府部门“和谐”掉了，没能通过媒体报道出去，我也没能被马上释放。不过，还是要感谢这位正义记者对“法教班”黑监狱的关注！ 详情请点击这里看专题介绍

 

　　2008 年 12 月 29 日 ，夜幕降临之后，东湖开发区管委会信访办、街道、关南村来人，将我释放。说放我回家过年，关于我的拆迁安置问题，过完年再谈，到时候一定给个答复。叫我暂时不要上访、不要上网曝光。

 

　　我在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法教班被非法拘禁了 206 天。

 

　　第二天，街道、关南村的干部来到我家，又强迫我去理发店，把我重新长起来的头发和胡须剪了。说是领导交代的政治任务，如果我不剃胡须，他们回去交不了差。

 

　　2009年2月19日完毕。

 

　　补充最新消息：

 

　　2009年过完年后，武汉东湖开发区管委会信访办、街道及关南村的干部来到我家说，我的问题现在不解决，以后再说，明显是在拖延。鉴于他们没有解决问题的任何诚意，现在只好通过互联网曝光。